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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木盒子官网一个老报务员的回忆(三)开城停战谈判-通信兵的故事 In 全部文章 @2014年05月11日

一个老报务员的回忆(三)开城停战谈判-通信兵的故事
故事讲述了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前后的经历

作 者

(十一)第二次返京
第二天的早晨,我找到志司驻安东办事处的会计,这位女同志看了我的介绍信已经知道似的,手脚麻利地收拾完手头工作,要和我一起到火车站买车票把我送走,我说:“你就不去了,我一个人能行。”她说还要把买车票的收据拿回去报销上账。车上,我虽感疲劳,但兴奋地没有一丝睡意,是什么事让我马不停蹄地从朝鲜前线赶回北京呢?回到通信部,我立即到干部处报到,都是老熟人,见了面都说回来的真快啊!段科长交待:“你可能会估计到,朝鲜停战谈判可能很快签订协定。经研究决定,还是让你回来和吴培业同志组织通信车队。具体的由吴培业同志跟你谈。”顺手递给我一份电文:“你看,人还没到,你的组织关系证明先到了。不过有这个还不行,要等正式的寄来才承认。”谈完公事我才和正在忙碌的康作民热情打招呼,他打开抽屉取出一百三十万元(今一百三十元)交给我。这是我到志司后深感没有手表的不便,托回国的人捎钱给他帮我代买,回来当然就不再麻烦他了。我与吴培业碰头时,他说:“研究车队人员时我提出把你要回来的,这次还是随外交部、中国红十字会组成的解释队到南朝鲜执行劝说我被俘人员回国的任务,你还是去南朝鲜的釜山。过几天代表团要集中,你先办手续、休息几天再说。”
在北京,因调动转换组织、行政关系,办理各种手续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三年来我共办过四次手续,没有一次是顺顺当当的。换组织关系先要到总政组织部(今人民大会堂东门右侧),再到某个机关。要找的单位只有门牌号,没有机关名称的牌示,问谁也不知道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到底在哪里。这次从朝鲜回来没有赶上领单衣,只好自己跑到市内去领,军委直属军需部门还不在一块,往往是开票、仓库各在一方,衣服、鞋、帽又不在一处。办事的人如果有一人不在,就一个环节不通;一个环节不通,就意味着全部不通,事就办不成。一天下来,我迈开大步穿行在无数胡同里,出进了无数个四合院,结果一事无成。第二天,打算乘公共汽车进城,但当时的车小、车少、车慢,积木盒子官网好不容易等来一趟车,众多的乘客一哄而上,把车挤得满满的。我是军人,不能抢先,不能拥挤,退让来退让去,一趟一趟车开过去了,我最终也没能上去,只好徒步进城,跑了一天仍是扫兴而归。我寻思,“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得想个办法,想到骑自行车。这玩意儿我从来没有摆弄过,只好临时“抱佛脚”,好在我个儿大腿长,心里不怕,借了一辆公用车子,一试还可以,就摇摇晃晃,上上下下跑了两天总算办完。
说来也有趣,一天骑到东单市场附近违规横穿马路,由于车技不佳,车把没有掌握好,前车轮一下子卡在有轨电车的钢轨缝里,使劲蹬后轮也滑进去了,越使劲越出不来,越出不来越使劲。正在慌张时一辆有轨电车开过来,大铜铃咣当咣当一直响,急得我出了一身汗陈可馨,一下子摔倒了,司机见状来了个急刹车,可能看到我是个军人,没有说什么。我真是无地自容,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周围,扶起车子赶快走掉,自慰的是不经过摔跤那能学会点本事,从此我学会了骑车子,而且硬是在北京的大马路上学会的。小事一桩,虽小难忘。没事时我就骑车去市内逛一逛,那块日思夜想人见人爱的瑞士自动表,就是用积攒了半年多的津贴费骑车去西单百货大楼买的。它陪伴了我六年,于1958年送给了我刚参加工作的弟弟。
大约五月底,代表团在前门外另一个大饭店集中,执行一年前准备执行的任务。人员基本上是原班人马,都穿的便装。我们电台只有老吴和我是去年的老人手,和我在一起的是见习报务员徐延年。我们都穿的军装,没有带电台车,事情要少些。出发前,在饭店举行了大型欢送宴会,有一位大领导讲了话。一切迹象告诉我们,这一次实现停战的可能性很大,我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历经三年三次落空了,期盼这一次获得成功。能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实现和平做一点点贡献,将来在个人历史档案中有一笔记载就行了。
(十二)第二次赴朝
每次到朝鲜都有领导到北京车站送行,这次增添了不少家属和小孩。他(她)们没有泪水,没有哭声,只有鼓励、期盼和笑声。在“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哪!”歌声中挥手告别。部分首长坐的是软卧,大多数是硬卧。到了安东住的是最好的安东宾馆,比前两次好多了。上级特批给代表团二十台苏式新吉普车,从志愿军各部调来二十多名有经验的老司机,他们正在提车、试车、检修、驾驶一包到底地忙碌着。
在安东宾馆经吴培业介绍我认识了新华通讯社新闻处长李光绳(王若飞外甥,去年在什坊院有线报房听他做过国际形势报告)和一位记者,我们四人还游览了安东锦江公园。前年冬天我曾来过,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这次是春暖花开的初夏季节,重游锦江公园给人以耳目一新,好像从来没有来过似的感觉。这个隔江炮火连年,地处抗美援朝第一线的边陲英雄城市,绿化管理的如此漂亮,真不简单。那位敏感的记者在烈士纪念碑前快捷地摁下快门,把我们永远印在黑白照片上,如今仍清晰可辨。经交谈才知道李光绳是从新华社调到通信部,奉命赴朝鲜开城谈判代表团任通信处处长的,他刚刚脱下便衣穿上戎装,就要开赴朝鲜。不过,目前他和我们任务不同,还暂时走不到一块。
一切就绪,代表团乘二十多台苏式吉普车(老吴、我各乘一辆),日落前从安东出发,向开城进发。入夜过了清川江、新安州以后一直向平壤方向开去。经验老到的司机听从防空哨发出的警报遗失过往,车灯忽明忽暗,车速忽快忽慢,躲过敌机的多次空袭侦察,一路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麻烦。我坐的那台车不时出现小毛病,司机不得不停下来,一面检修,一面抱怨新车爱出毛病。我听说过新车要有磨合期,安慰他不要急,我们可以耐心等待。
午夜,汽车开至平壤以北几十公里,向西拐进一条狭窄的山谷里,也不知道来到哪里,按照安排,有的进洞,有的在洞外经过伪装的简易房里就地休息。次日早晨一觉醒来,原来是我们住在我驻朝大使馆,还看见洞外有某国驻朝使馆人员在活动锻炼。我们在使馆进早餐,餐厅整齐干净,洁白的餐桌上摆着中西餐具,面包、香肠、牛油、米饭、馒头、面条和几个可口的炒菜,几位身着便衣的男女服务人员彬彬有礼地关照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我没有想到我国驻朝使馆仍坚守在炮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更钦佩使馆人员千方百计地为过往外事人员提供一流服务的献身精神。我是第一次食宿在大使馆,第一次吃美味可口的中西混合餐。
当天黄昏车队进入朝鲜首都平壤。平壤原本是个美丽的城市,眼前已是一片废墟,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街道上的弹坑刚被填平,两旁堆积着瓦砾乱石。交通要道、十字街心值勤的大多为女警察,她们手执语旗口吹哨笛熟练地指挥过往车辆。对我们这二十多台吉普车通过倍加关注,没做任何停留优先通过。横穿市区雄伟的大同江大桥被炸的千疮百孔,钢架断落,小车从临时铺搭的钢板上减速通过。
沙里院至临津江地势开阔,只有小的山包和丘陵,铁路、公路忽而交叉忽而并行。自1950年“6.25”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这里是敌机轰炸最密集、封锁最严密的地区,昼夜二十四小时有值班敌机侦察,随时都有轰炸的可能。进入沙里院,这里已是个找不到的城市,扭曲的钢轨、枕木被炸出百米之外,铁锅形两三米深的弹坑比比皆是。许多弹坑覆盖着铁轨、树木、泥土、杂草,当地群众一家老小就住在这与地面平行的地堡里,如果不是有缕缕炊烟,万万看不出这就是他们的“战时之家”。
沿途正在抢修公路的朝鲜老乡全是男背女顶的中老年,每当敌机来临,指挥人员发出“边几依勺”(敌机来啦),“巴利,巴利!”(快,快!)防空警报,但他们无视敌机的轰炸扫射,几乎没有隐蔽疏散的意识,你炸你的我修我的。我亲眼看到将死伤者只做简单处置,继续抢修道路。乡亲们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仇恨和由恨而激发的强大力量。战争的残酷性把他们的意志磨练地如此顽强。这一切告诉人们,这就是抗击敌人取得胜利,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最佳选择一球当千。不屈不挠的朝鲜人民是取得胜利最伟大的英雄。
夜幕降临,车队即将进至临津江。这里是我军交通运输的枢纽,敌我轰炸与反轰炸的斗争相当激烈。我们的车队快到江边时,只见江水不见桥的影子,莫非桥刚刚被炸毁?什么时候才能修好?要等也不能在这危险的江边等啊!我正为此纳闷时,走在前面的车已经开上江面,当我的车走到江边时,一摇摆着语旗,小声吹着口哨的年轻军人指挥过河,站在他旁边可能是指挥员的中年军人,不时发出:“慢点鸡腿炖土豆!慢点!”“注意点”的口令。当车开上桥面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桥体修在一尺多深的水面下,车轮把水挤向两侧哗哗直响。我惊叹: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也是敌人逼出来的,更是志愿军用鲜血换来的。这一发明迷惑了敌人,保护了运输畅通,这在当时,和志愿军利用坑道同敌人作战一样,被认为是一大创举,在全军加以推广。
几次出入朝鲜,我看不到火车总以为全被炸毁,完全靠汽车、人畜运输,但在临津江附近不仅看到了完整的铁路,而且还发现了火车,一台机车挂着几节车皮隐蔽在山洞里,一股青烟从洞口飘出,还听到扑哧扑哧地放气声。后来才知道,朝鲜战场上火车同汽车一样,千方百计地保持畅通,常在夜间、能见度差时和汽车、人畜组成一条条永不停息的接力式的钢铁运输线。
进入后半夜,已是人困马乏,汽车的颠簸把人们送入梦乡。年轻人强打精神好奇地环顾四方,坐在我后面的小青年像发现了什么似的惊呼:“探照灯”!我睁眼一看,正前方一探照灯的光束直直地射入云层,照得白云像朵朵棉花飘逸流动。司机告诉我那就是开城板门店非军事区的标记。夜间是探照灯,白天是气球,半径一千米内属于非军事区,任何一方擅自进入,都以违反谈判协议论定。神秘的开城,全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开城!我三年来历经三次准备,终于进入了它的大门。

(十三)开城
1953年6月初,我随“代表团解释队”抵达朝鲜千年古城开城。它位于北纬38度线以南,濒临西海岸猎人mm,冬暖夏凉、气候宜人,是理想的避暑胜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三八”线南北分别由美苏军队占领,这个处于“三八”线边的城市在1950年“6.25”朝鲜战争爆发后几经易手,目前由我方控制,1951年停战谈判开始被确定为非军事区。从市容看道路、房屋基本完好,看样子战争创伤不太严重。市区大而零散,古现代建筑混杂,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古代寺庙、民宅外观结构几乎和国内相同,如同国内每家都有一股共同的中国味一样,朝鲜也有一股共同的不难闻的特殊异味。所有大小道路都是自然形成的米粒大小的白黄色砂石,下雨走路不积水不粘泥,刮风不起灰,讨厌的是走路要不断倒鞋坑里的沙子。开城有很多华侨,听口音是山东人,穿着和国内一样的以兰灰色为主的服装,小学生们也带着红领巾。
我刚到开城,是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的开城广播电台试播组住在一大房间内,一张大桌子上放满了他们的设备,那台磁带录音机不断反复播放“北京、北京,开城呼叫、开城呼叫”。我听这声音很耳熟,这不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播放重要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吗?一位身穿便衣的工作人员调试设备,我忍不住问他:“那位播音员人没有来,只有他的录音?”他用手指着自己小声说:“就是我。”我惊讶道:“噢,原来是你!可你平时说话不是这个声音呀!”他重新录音呼叫,和我想象的那位播音员的声音一模一样。同住数日,当时也没有问他的大名。事后我猜想是夏青?是齐越?还是方明?凭我多年的听觉我敢肯定三者必有其一。这个谜我始终还是没有揭开。他们一台500W的电台车停在院里,不知是发射功率太小,还是什么原因,北京一直呼叫不通,广播电台最终没有开播。
我们在开城等了数日,因谈判双方就是否携带通讯工具未能达成协议,我们也就不能随“代表团解释队”到南朝鲜执行任务,我按业务归口到代表团通信处干老本行。吴培业同志,这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初期随叶剑英同志在北平军调部中国共代表团工作,后又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转战陕北、西柏坡的老报务工作者,两年来我两一直为执行同一个任务而数次合作,他给了我无数的帮助提携。随后他回到了北京,他的爱人和我同年参军,干同一行的乔敬荣同志,在开城工作一段后也提前回国,1954年收到他们从北京寄来的相片仍然是那么精神,直到2001年才打听他们在保定某干休所,我们常有电话书信来往,听的出来,五十年后他俩仍然是那么健谈热情。忆往事,我怎能不常常怀念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与战友们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
在安东认识的“走不到一块”的李光绳处长恰恰走到了一块。原来就认识的总台组长赵智,参谋刘华兴、郭明志、暴松涛和报务员张占山、柏德华、边燮悌、递洪祥、乔敬荣等一批通信报务人员又到一起了。不久,我领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还有一枚金属制作的“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长条形徽章,

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证章
正式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城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后随着停战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停战协定即将签字,整个代表团为停战和停战以后的各项工作忙碌起来半筝,工作人员急增,最多时超过了万人。通信处作为代表团的一个重要部门,领导、机构、人员和装备器材也大量增加。通信处下属单位有:收信台、发射台、电话队、电话站、军邮站等。根据停战协定又调来一批五个口岸(新义州、满浦、清津、兴南、咸兴)台、站需要的通信人员,全处最多时超过三百人。这个时期调入的有副处长段华夫、董协理员、指导员曹守正以及英语、朝语翻译和勤杂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通信部、各大区、新华社、中联部、志愿军。全部话务员及三分之一的报务人员是女性。
收信台主任为任继斌(在抗战时期曾任黄克诚的警卫员)、副主任赵智(收发信台合并前任发信台主任)。收信台有六个报务组,业务组、快机电传组、机务组、发电组各一个,共有一百五十多人。我是报务六组组长,副组长是李占山。柏德华及新华社来的王悌云、陈修悌都是组长,每个报务组最多时超过三十人,各组组长、副组长、报务人员经常调整调换。联络对象有总部、各大区、“志司”及各兵团、军、志后及各分部、代表团各口岸和朝鲜人民军总部及军团,还有一些特殊电台。
收信台有两台收讯机,专门用英文打字机抄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外通讯社的新闻电讯稿。代表团秘书处将搜集的国外电讯稿选编译为内部《参考消息》。这份由手工刻印,字迹潦草,装订粗糙每天出两大本的内部刊物,内容十分丰富,正反面的都有,很受各部门的欢迎。我调到处里后对这份《参考消息》情有独钟,篇篇必读。另外,驻开城的新华社著名记者沈建图(即江南,1955年4月报道万隆会议途中飞机被敌爆炸牺牲)和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敌,关于朝鲜停战谈判脍炙人口的新闻报道,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收信台设一个党支部,委员有任继斌、赵智、王悌云、柏德华和我g7004。我是宣传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具体抓团员和青年的工作。收信台除个别领导超过三十岁以外,其余大部分是二十左右的男女青年,活泼好动,开展团的工作较为容易,特别是团支部其他委员李基端、张天一、洪汝奎、毛福宝等,不仅各有特长,而且个个精明能干,又善于组织,把全台的青年工作搞得红红火火。隔三岔五都有晚会,三天两头有比赛。晚会表演的节目中,由李基端编导的“盆碗瓢勺”大合奏最为精彩,除二胡、口琴外洗脸盆、饭碗、搪瓷瓷缸子、铁皮水瓢和罐头筒子……各种“乐器”应有尽有,把大家乐得前俯后仰。我负责团的工作,当然要积极参与,我敲的是最大的“乐器”洗脸盆,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奏乐表演。在爬山比赛中百分之八十多的团员和青年参加活动,我也奋力攀爬,还吸引了其他单位的青年积极参与。在1953年年终总结时,根据我各方面的表现,受到代表团的通令嘉奖。
收信台群众最喜欢的体育活动是篮球,组与组的比赛天天都有,我们的男子篮球队在赵智、柏德华的率领下十分活跃。它受过高人指点(志愿军篮球队派人指导训练过),训练有素,有一定实力,讲究技战术,在与外单位比赛中胜多负少。通信处、机要处两个单位的篮球队爱较劲互不服气,别看机要处人数少球队可厉害。打过几次我们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对方觉得我们的水平不过如此。可通信处的小伙子们不服输,经过充分准备商定再战。那一天地点放在满月台,双方人马倾巢出动,还吸引了许多观众,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单位的处长亲临观战,各拿一把椅子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寒暄不已,比赛开始他们的脸比队员绷的还紧,拉拉队拼命为自己队加油。比赛结果通信处大胜机要处,我没有上场,也难以抑制胜利者的心情,终于报了一箭之仇。胜负双方表情不同,赛后不久彼此又像一家人,离不开扯不断的工作关系,把两家紧紧捆在一起,亲密友谊始终居第一。我们的文体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当然得益于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也得益于志愿军体工队的影响、帮助和辅导。他们在停战前或停战后基本上都在开城。男篮、女排两支球队经常深入基层表演、辅导外,还邀请兵团、军和朝鲜人民军球队来开城比赛。在与人民军女排的比赛中以0比3败北,看的我很不舒服。男篮还不错,后来成为八一队、国家队主力队员的马清盛就出自志愿军男子篮球队。
有祖国人民的全力支援,大批建筑、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开城,我们的生活明显改善。营级以上干部吃中灶,我们吃的大灶也不错,大米、白面、高粱米随便吃,猪肉罐头、蛋粉、豆油、花生米、四川榨菜要啥有啥。至今我最爱吃的油炸花生米和榨菜,就是那时吃上的瘾。食堂是能容纳二百人的大席棚,没有桌凳,吃饭时走的、站的、蹲的、说的、笑的,还有三五人成堆边吃边打闹的。开大会、晚会都在里面。开始住的是民房,后来人多了又住进了油毡顶、席围墙、大通铺的大棚里。入冬前,通信处的住宿条件也迅速改观,由代表团统一安排,工程兵突击施工,为通信处所属单位兴建了两幢宿舍和一个食堂。这种简易房设计合理,墙体是两层木板中间填充着锯末,防潮、防风、防寒,安上了玻璃窗户,睡上了单人床。我们舒适愉快地度过了冬天。
1953年10月,我先到收信台台部,不久又调到通信处当参谋。通信处迁入收信台背后平坡上的一幢日式二层小白楼内,处机关二十多人办公住宿都在这里。在二楼的办公室里,能看见来凤庄风景区和板门店非军事区的轮廓。办公室的右侧是篮球场,可供早操、队列训练都很方便;左侧是新修建的木质小会议室,里面放一张自己制作的乒乓球桌,经常有人打乒乓球,段处长、任主任及我们几个参谋都是乒乓球爱好者,段处长常常是大汗淋漓,技术不这么样缠着不让走,只得陪他多打几局才肯作罢。

不久,李处长调回新华社,段华夫升任处长,处里的参谋是:有线参谋郭明志、综合参谋暴松涛、人事队列参谋刘华兴、军邮参谋(即军邮站长)侯立民,我是无线参谋。后刘华兴和报务员王淑英夫妇调回北京,由我接手老刘交给的队列统计、人事档案保管。队列统计对我来说是一件新工作,接手前老刘做每月填报一次的队列统计时,报表摆了一桌子,加加减减反复核对好几天。我看得很烦。接手后有点怵,逐步找到了窍门,一般是半天最多一天就准确无误地上报,送处长审阅时,他说:“老刘每次摆弄好几天,你这么快就完了,对吧?”我肯定地回答:“不会错反复核对了的。”他给了满意的一笑。
我也有为难或出纰漏的时候。我过去长期在基层做技术工作,到机关工作时间又不长,文秘要领,行文格式基本不懂,一天,段处长让我起草一份文件,这可把我难住了零下273度,不办吧是领导交给的任务,求别人吧不好意思,显得自己无能。真是老虎想吃天鹅肉无从下手。像小学生考试遇到难题一样,硬着头皮用两小时写了四百字左右的文稿,心情忐忑的把“答卷”交给处长,我傻坐在那里等着打分。一个小时后,他把修改过的文件轻轻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偷偷察看他的表情,已准备好轻则指点一阵,重则不留面子地在众人面前训一顿。出乎我的意料,他面如常态,什么也没有说忙他的去了。我一看文稿几乎全部改动,漂亮的钢笔草体字加添一旁,我写的字仍清晰可见,我从头到尾看了几遍,逐字逐句比较对照,突然发现还给我留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的”字,差距水平出来了,处长的文采绝非一日之寒,令我无比佩服,更令我心悦诚服的是他的处事方式,他没有批评我,更没有指责训斥我,而是以表率的作用引导我,我沉思琢磨良久,他是用这种无声的工作方法,培养锻炼新人,等于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尽管我自感得了零分,但对提高我的文案能力和处事方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常以此教育我的下属和子孙。
(十四)停战谈判
抗美援朝战争打了三年,停战谈判已进行了两年。即便谈,依然是边打边谈,停停谈谈,迟迟达不成协议。原来估计两三个月或者半年可实现停火却一再拖延。我过去两三年准备停战后执行的任务数次搁浅。最终没能按计划进入南朝鲜。到开城后,我知道了一些有关谈判的趣闻,有不少故事是赵智、暴松涛、柏德华几个老开城讲的。他们是1951年携带电台,随谈判代表团首长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交部司长)为数不多的人第一批到达开城的。代表团严格规定,对李、乔二位首长一律不准称呼真名实职,只称“李队长”、“乔指导员”,由他们领导代表团的全部工作,幕后指导谈判。1951年谈判初期,双方商定开城北郊的来凤庄为谈判地点,而且将周围一定范围确定为中立区,任何军事力量不得进入,否则被视为破坏谈判协议。来凤庄是一座古典式庄园。四面环山刘思齐简介,林竹茂密,气候宜人,周边没有民宅,是理想的修身养性、避暑休闲之地,选择这里作为谈判地址既安静又安全。1953年,我和李基端、张天一在此留影,这张五十多年前老照片的背景告诉游人,这里确实是一处流连忘返的好地方。

1953年7月作者(左)与李基端(中)、张天一(右)在来凤庄留影
停战谈判开始,朝中(以下简称我方)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代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及外交部官员黄华等。“联合国军”(以下简称美方)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美军海军中将乔埃。双方在来凤庄谈了没有几个回合,美方就借口我军非法进入非军事区,违反谈判协议,没有安全保障为由,拒绝继续在开城来凤庄谈判,要求改变谈判地点。关于我方是否进入非军事区的问题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我志愿军一位营长率部去看电影误入中立区,被美方发现驱车赶来拍照。另一种说法是这位营长明知是中立区,担心绕道路远耽误看电影,抱着侥幸心理命令部队从中立区快速通过时被美方抓拍的。经查证对这位营长进行了处理,并发出通报教育全体遵守纪律,不为敌人破坏谈判扩大战争制造借口。

朝中谈判代表团代表:左起解方(志愿军参谋长)、邓华(志愿军副司令员)、南日(首席谈判代表)、李相朝、张平山。
停战谈判旷日持久,双方代表和人数时有调整。我代表团主要领导始终没有变动,代表们白天谈判轻灵佩剑,晚上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制定谈判方案。每晚与北京之间的来往电报特别多而频繁。我们电台都是以最棒的人员最好的设备,千方百计地保证与北京的通信联络。北京、开城之间的有线专线直通电话,全长数千公里畅通无阻,特别是朝鲜境内全部是优质铜线,代表团首长拿起电话就能和中央领导直接通话。
李队长、特别是乔指导员经常给代表团机关干部做国际形势,主要是有关停战谈判方面的报告。乔指导员在其同在开城的夫人龚湃(外交部新闻司长)的长期辅佐下,具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知识渊博、反应锐敏、精力充沛、善解难题、口齿流利,敢预测,放得开,讲得透、说得清。例如,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初期,对外宣布战果时称俘获、击毙多少多少敌人,可能数字不够准确,甚至扩大。在谈判中美方要求我方按公布数字提供战俘名单,交还尸骨。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到哪里找名单挖尸骨?如何破解这个难题,乔指导员说:这好办,大批俘虏后押途中被你们自己的飞机炸死了,尸体炸飞了;被击毙的尸骨一部分被大水冲走了,一部分被你们的飞机炸没啦,就这么答复他。弄得美方哑口无言,不了了之。他做报告从来是一不要麦克风,二不要椅子,三不拿一张纸,桌子上放一个白色大号玻璃杯,警卫员(通讯员)每隔十几分钟冲一杯上等茶水,他往往顾不上喝,倒掉再冲,有人观察过一场报告下来不下一二十杯。洪亮的声音,生动的事例吸引着听众,全场鸦雀无声,很少有人走动,听的我全身关注目瞪口呆,想打瞌睡也打不成,听得真过瘾。不禁让我想起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伍修权、乔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武装封锁我台湾海峡的侵略罪行。博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喝彩。

李克农(前)、乔冠华(后中)、邓华(后左)、杜平(后右)
在抗美援朝期间,祖国各界群众尤其是大、中、小学生乃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写给志愿军的慰问信在安东等地就堆了几仓库,运输再紧张也要尽快发往前线送到战士手中,我们每隔几天就收到几麻袋。有的信中夹带着相片、手帕、刺绣,甚至还有袜子、小巧玲珑的金属纪念品,把塞得鼓鼓囊囊的信皮磨损的露出了内容。这对鼓舞士气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领导也动员大家尽可能回信以答谢祖国人民的关怀。也的确如此,能收到来自朝鲜志愿军的回信是莫大的荣幸,成为令他人羡慕的小资本。有的女青年学生更是崇拜最可爱的人,满腔热情地向志愿军叔叔吐露真情,真是天下美女爱英雄。我的一位战友和南方某省的一女学生,就是从称谓叔叔起发展到同志、从书写全名到只写名不写姓,最后干脆只写姓名的最后一个字,逐步发展建立起特殊的感情。后来因种种原因两人没有走在一起,女方有些想不通,回国后,我的战友深感内疚,通情达理,负责任地给她介绍了一位条件相当,同样是赴朝作过战的军官,很是满意。至今两家人同住在一个海滨城市里和睦相处、安度晚年。
我没有见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但有一些趣闻又给这位“彭大将军”光辉历史上加了闪光的一点。停战谈判进入尾声,在出席签字仪式前他来到开城,有关部门特为彭老总制作了一套出席签字仪式时穿戴的,质地较好绿色呢子军服,以便出席停战协定签字仪式。他知道后硬是不肯穿,批评经办者为什么给他做这么好的衣服,穿普通服装不就行了。经其他首长、工作人员反复劝说才勉强穿上。就是我们事后在报纸、画报、电影里看到的出席签字仪式时穿的那套端庄、别致、大方做工精细的军装。在随后举行的庆祝朝鲜停战谈判取得成功,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型招待会时,他再一次批评铺张浪费,太豪华。据参加招待会的段处长讲代表团已经本着节约的精神,尽量减少压缩会议支出和规模。其实大家都知道,彭老总既是战功赫赫令中外敌军闻风丧胆的著名战将,又是一贯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同战士、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带头不吃肉、吃粗粮、穿布衣艰苦朴素的模范。赢得了全国人民、朝鲜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拥戴。甚至我们敌人也不得不尊重他,惊呼:好厉害的彭德怀!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十五)移址板门店
为了停战谈判能继续下去,谈判地点由来凤庄移至板门店。
板门店位于开城东南八公里“三八”线以南,由我方控制。板门店本不是一个村庄,只有几户人家,甚至在朝鲜地图上都没有标记,但是朝鲜停战谈判改在这里进行,一夜之间这个原本闻所未闻的地名,骤然间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国内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谈判在临时帐篷内进行,美方仍然以种种借口阻挠破坏停战谈判,经过漫长艰苦的谈判,会内会外结合,狠狠打击了南朝鲜军破坏停战谈判的嚣张气焰,停战前歼灭李伪军四万余人,终于迫使敌人同意就地停火,达成停战协议。商定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签字仪式需要有一个较为正式的场所,因板门店在我方一侧,签字大厅由我方负责修建,被视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工程,硬是提前完工,体现了志愿军工程兵能打硬仗的精神。停战协定于27日上午十时正式签字,首先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我方是南日,美方为哈里逊。最后送双方司令官签字,我方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开城,美方司令官克拉克在汶山履行了签字程序。
在停战谈判期间,会议桌上的斗争如同战场一样,同样紧张激烈。双方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交换释放战俘问题上。在这方面费时最多、斗争最为尖锐激烈。谈判中往往是要不针锋相对;要不谁也不说话对目僵持,有时会议刚刚开始,谁也没有新的议题就宣布暂时或无限期休会。抗美援朝以来我志愿军被俘两万人左右,美方被俘人员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开始美方提出一对一的对等交换方案遭到我方拒绝后,又提出按比例交换方案,同样遭到我方的坚决拒绝和有力驳斥。指出美方方案的实质是借交换战俘之名扣押我大部分被俘人员。企图在谈判桌上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我方提出必须按《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条例无条件地释放全部被俘人员,这一方案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使美方陷于孤立马坝人遗址。美方节外生枝又提出自愿遣返的方案,声称我方被俘人员中有一部分不愿被遣返回祖国,要求到台湾。我方揭露美方的这一阴谋,是美方与台湾國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结,由台湾派遣经过专门训练的大批特务,充当翻译或冒充我被俘人员潜入战俘营,伙同我被俘人员中极少数投敌叛变分子,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我被俘人员,阻挠其回国。犹如当年的“中美合作所”、“上饶集中营”。办法有:一是纹身,在我被俘人员的胸、腹、背、大臂、小臂、大腿、小腿、手背、甚至脸、额头上强行刺上“反共”、“抗俄”之类的口号,使之有家不能回;二是欺骗,回去也不相信你,父母已经被监视起来,使之有家不敢归;三是残害,对表示要求回国的严刑拷打,不从者反复折磨,使之放弃回国念头;四是杀害,对坚决要求回国、敢于反抗的公开或秘密杀害,甚至集体镇压屠杀,使之死无葬身之地;五是利诱,美国、台湾如何优越,到那边吃得好、穿得好、有房住、娶老婆、能上学、有工作、拿钱多,说的天花乱坠纸玄网,白天黑夜灌迷魂汤,使之背弃祖国忘记家乡,一辈子见不到爹娘,过所谓的新生活。
美方坚持扣押战俘,我方坚持全部遣返,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双方都做了让步妥协,确定对双方被俘人员逐一进行甄别(审查辨别之意)。甄别地点设在板门店,邀请中立国印度派一万多军人,担任战俘的监护、安全任务。双方提前将被甄别人员,分别从南朝鲜的巨济岛战俘营和朝中边境的碧潼等战俘营运至板门店,交由印军看管。
我们通信处几个参谋前往板门店用一整天目睹了‘甄别’的过程。甄别设在若干个小型帐篷内,几张桌子的两边分别坐着双方的甄别代表和翻译,门的两侧站着两名印军士兵。甄别开始后,每两名印军士兵架着一名我方被甄别者走向甄别室,甄别是逐个进行,有的边走边高呼口号坚决要求返回祖国,任凭美方当面恫吓施压绝不动摇,被当场送入遣返帐篷内;有的狂喊反动口号死心踏地要去台湾的,被送入非遣返帐篷;多数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普遍神志恍惚、心神不定、面带恐惧、身负殴痕、神态紧张、体质虚弱,一进门紧张的话也说不出,吓得直打哆嗦陈超波,眼睛只盯着双方代表,经我方耐心解释,讲清政策,消除顾虑,稍有一点回国的表示,美方代表,特别是以合法身份充当代表和翻译的台湾特务嚣张至极,以恶语威胁,瞪着凶狠的眼光死盯着每一个愿意回国的人员,阻止表达回国的意愿。尽管如此,还是有七千多人实现了回祖国的愿望。一万多人被胁迫到台湾。
我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战俘营同敌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据事后传达,我一位团政治处主任不幸被俘,在战俘营内发扬共產党员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决不背叛祖国、背叛人民。把战俘营当作另一个战场,用不同的斗争方式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秘密建立党的组织,依靠党员和干部中的坚定分子,团结、教育广大被俘战士,坚定信心。打击孤立死心踏地的投敌变节分子和冒充我被俘人员的台湾特务分子,揭露敌人的各种阴谋。尽可能利用各种合理、合法的方法、手段和敌人周旋斗争,注意斗争艺术,绝不蛮干,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大多数被俘人员得以返回祖国。相反,一些孤胆英雄式的忠心耿耿的战士,不会掌握运用斗争艺术,无所畏惧地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敌人单打独斗、死打硬拼,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他们的英灵永远铭记在中朝人民心中。同样是最可爱的人。
甄别工作刚刚结束,就进入交换战俘的实施阶段。我和我的同事第二次到板门店就地观看了交换战俘的实况。我们去的时候是遣返人数最多的一天,双方同时交换,我方按一贯的优待俘虏政策,将穿戴整齐、面色红润、神态自然的美方战俘(美、英、南朝鲜、土耳其),从碧潼战俘营送到开城板门店,移交给美方,和我前来送行的战俘营工作人员挥手告别。在对待美方战俘问题上,我方完全尊重他们的自愿,没有任何刁难欺骗。许多战俘受到教育后有了很大转变,认识到我方不是美方宣传的“没有民主、自由,不讲人性的共产、铁幕国家”。更不是美国世界无敌、中国不堪一击。表示拒绝遣返要去中国。我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黄子珈顾及他们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家庭婚姻、语言就业、宗教信仰等方面有诸多不便,尽量动员说服他们接受遣返。尽管如此,最终还是有二十多名美军战俘、一名英军战俘无论如何要去中国。在开城等待甄别期间,他们每天早晨在马路上跑步锻炼,招来了像我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的好奇,洋小伙儿们给以西方式的微笑,我们还以中国式的点头表示友好。
我方(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被遣返人员多一些,需要几天才能遣送完毕。美方先用直升飞机把战俘从巨济岛等战俘营运至板门店南侧,再改乘十轮军用大卡车送到交换地点。大白天阳光灿烂,远见美军车队闪光耀眼,开始以为是汽车玻璃反光,走近一看是汽车开着灯。对这一不正常现象我方提出交涉抗议,美方大耍流氓赖皮,胡说什么要把他们送到黑暗世界去。汽车还没停稳,我被俘战士看到欢迎他们的祖国亲人,有的高呼口号,控诉敌人的罪行;有的抱住亲人激动地哭声未出泪水先涌;有的挥舞着事先偷偷做好的简易五星红旗;有的脱下敌军的衣帽扔在地下再踏上几脚,以发泄正义的仇恨。我志愿军战士受尽折磨,许多人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神志恍惚,走起路来跌跌撞撞,本来是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还需要搀扶。在附近的帐篷内洗澡换衣,不日乘火车回到国内。不像志愿军战俘昼夜被关在地狱般的战俘营里,朝鲜人民军战俘(有许多妇女、儿童)被强制劳动,面色、体质相对要好一些。他们个个热泪盈眶,挥着拳头,呼着口号,打着自制的朝鲜国旗、彩旗,甚至举着金日成的画像。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北方。
前两次到板门店是观看甄别交换战俘情景。离板门店的核心——签字大厅还有一段距离,一直没有机会目睹这个全世界关注的地点,犹如一生没有登上长城非好汉之憾,将来回国,众人要是问我板门店是个啥样儿,我总不能胡诌滥编,得有个交代。1954年7月,老郭我们六七个人乘吉普车,专门逛了一趟板门店。这里已是人迹罕见,杂草丛生,除了知了的磨擦声以外再听不到别的声音。车刚一停稳,岗亭里我方两名持枪士兵挡住去路,他们是警卫签字大厅、警戒非军事区的哨兵,当我们说明来意,看我们都佩戴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和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徽章,手一挥:过。但是不准进入大厅魏圣美。我围着大厅转了一圈,从敞开的大门、玻璃窗看了一阵,大厅中央放着一张大的长方形木桌,两边各有五把椅子,是双方代表签字时坐的,中间那把肯定是首席代表坐过的任桂珍。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住我方代表坐在哪一边。大厅宽敞明亮,内外观宏伟气魄大方,负有中国建筑特色,席顶棚、木地板,墙体是里外木板中间填装锯末(外墙呈重叠式不透风雨)。不足是厅顶不高、地面略低,有一点霉味,厅外排水不畅。毕竟是临时建筑,能在几天内突击抢建起来本身就是奇迹(据说朝鲜已重建签字大厅)。

上图:作者在签字大厅前留影

上图:战后朝鲜重建的签字大厅
大厅的右边是条不大的板门河,一座弹痕累累,护栏残缺不全的混凝土桥梁——板门桥,把双方控制区连接起来,桥的中间就是军事分界线的中点,不能越界半步,我们在大厅周围、桥头、桥面反复拍照留念。在几十米长的板门桥对面,岗亭里的美方哨兵警惕地注视着我们,当发现我们上了桥面,哨兵拿起电话听得清听不懂地哇啦哇啦说了一阵,我们若无其事地继续照相。过了几分钟,一美军军官驱车来到对岸,拿起望远镜观察我们,又和哨兵说了些什么,大概是发现我们没有敌意就开车走了。今年春节,翻腾出五十多年前的老底板,放大了几张仍然清晰可辨。寄给了胶卷的主人,落落大方的老郭同志,他定会触景生情,想起当年真诚的战斗友谊。说不定还会惹得他掉几滴眼泪呢。

战友们在朝鲜板门桥桥头留影

(转载来源于杨茂森微博 部分照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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