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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高铁铝合金电缆一位"考"上了北大的中医师:我是怎么走上中医之路的-杏林医术道 In 全部文章 @2016年09月21日

一位"考"上了北大的中医师:我是怎么走上中医之路的-杏林医术道
我是怎样走上中医之路的
我从小喜爱读书,高二、高三时是全班第一名。当年,成绩优异者一般偏重理科,我却喜欢文科,有老师说我“破了天荒”。
因我专心学习,有点清高,校方便说我走“白专道路”侯聚森,我的言行被视为“异端”。如有一位老师课讲得好,我就天真烂漫地建议他写一本书,推广其教学经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道貌岸然的老师,竟加油添醋地向上打“小报告”,说我鼓励他“成名成家”。
这还了得,校领导在一次大会上铁青着脸,咬牙切齿地骂我“人小鬼大,蛊惑人心”小皇帝慢点疼。
最可怕的是,我的毕业鉴定被写上“重知识轻政治”,这是政治淘汰的信号。事实上,我年轻时便立下“经国济世”之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选集》,是我最爱读的课外书。我只不过不谙世事,不落俗套罢了。
我执意参加1964年的高考,且初衷不改,第一表第一志愿填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表第一志愿填成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我的高考成绩虽然远远超过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却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录取我,连成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姗姗来迟。
进校后方知,我险些落榜。原来,成都大学副校长刘洪康教授(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本已不录取我,但在回校途经杜甫草堂时,又令坐骑掉头,重返录取地点宁乡考试网,毅然将我录取到该校政治经济学系。
在大学期间,我经常去杜甫草堂,缅怀和感谢诗圣杜甫的“在天之灵”。
自学之路
我自学中医,纯属偶然。说来话长了,算是一个时代的“机缘巧合”吧。
阴差阳错入医门
“解救”落难名医
1966年秋,学校搞“文革”停了课。我和一些大学生被四川省省委“文革接待站”派到大邑县搞调查,调查组设了一个接待站。
有一天轮到我值班稀土高铁铝合金电缆,有两位年轻的乡村医生前来“告状”,说他们的老师简裕光,因为“炼丹”为人治病,被诬为“封建迷信”;“丹药”被没收,并被取消了行医资格,七个徒弟也受到株连。
当听说简氏丹药配合中草药,治好了不少肝硬化、空洞性肺结核、重度子宫脱垂病人时,我很惊奇,又半信半疑。
次日,我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神医皇后,赶赴简氏师徒行医的地区——离县城二十多里的“元兴公社”,现场仔细询问了十多个病人,证明确有其事。
我连夜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次晨当面交给县委领导,并“义正辞严”地要求立即“解放”简氏师徒。县委领导找来县卫生科长,迅速落实了此事。那时,“红卫兵”的话犹如“圣旨”。
但我对简氏“丹药”充满了好奇心,必欲亲眼睹其“芳容”而后快,便“得寸进尺”地要求县里划拨一笔科研经费,扶持简氏师徒继续炼丹。
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支持新生事物,为人民健康服务”。县委领导爽快同意,并当场拍板,将大邑城关中学物理实验室作为炼丹的科学实验室。
“五色盐精”传奇
简氏师徒炼的丹名叫“五色盐精”,其主要原料除食盐外,还有卤碱、硫黄等。我目睹了炼丹的全过程,担心有毒。等丹药炼成后,我便与简老师等一道,专程远赴位于重庆市黄角桠的“四川省中药研究所”请求检验,结果出来了:无毒。谢天谢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趁热打铁”,要求县里出资,举办了“大邑县实践病院”,由简老师主持,使用“五色盐精”配合中草药,专门收治疑难顽症。因疗效显著,声名鹊起,求治者越来越多,而“实践病院”又是免费治疗,县里经费有限,病人越多,越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我忧心如焚,便向省卫生厅、成都中医学院、成都军区等单位领导写信,寻求支持。不久,温江专区收编了简氏师徒,成立了“五色盐精研究组”。
我仍嫌经费少、规模小、步伐慢,便继续向上写信、寄材料。有一封信打动了成都军区主要领导,他作了“重要批示”后,军区后勤卫生部、成都中医学院先后派人进行了调查。
后来,简氏师徒转成全民所有制职工,并以简老师为台柱,成立了“温江地区中草药研究所”(成都市中草药研究所)。
毅然决定学医
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儿。简氏师徒说,在遇到我之前,他们在当地申诉无门;数次找过调查组其他成员,均告以此事不归他们管。
而一找到我,便如“拨云见日”,我不仅管,还“一管到底”,真是“救人要救彻,送佛上西天”。若我与中医无缘,何能如此?
简氏师徒还常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范仲淹语)。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高中毕业论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马克思认为,青年应当选择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职业,而摒弃一己的私心杂念。我的心豁然开朗,既然政治经济学专业前途渺茫,就应当学医。因为医学没有阶级性傅羽佳,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何止“大多数人”!李元玲
然而“文革”风起云涌,人人裹挟其中,我要“跳出三界外”,谈何容易!翻阅《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皆不堪用。
忽然心生一计:病!我煞费苦心地“称病”,住进了学校病房;又“正大光明”地从校图书馆借来许多医书,关起门来,夜以继日地阅读,“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自学了医学院校西医专业的主要教材和中医专业二版全部教材,并开始为同学、老师看病。所谓“看病”,不过是根据病人的症状和舌脉去翻书,对号入座,居然有效。一位校医感叹道:“余国俊读医书读出名了”。
如此“临床实习”
学校门口有一家“联合诊所”,所里有一位老中医医术较高,却是“历史反革命”。我便经常在夜间悄悄去他那儿请教,他还借过几本线装书给我看。
而我校离省人民医院只有五里路,挂号费很便宜,我便多次冒充“病人”去看病。那时该院中医诊断室是几间简易平房,我站在窗外,或趴在窗口上,仔细观摩医生看病。
因就诊者众,医生应接不暇,从未干涉过我这个“偷艺”者。2001年我晋升“正高”答辩时,考官之一便是当年被我“偷”过艺的医生。我笑谈此事,对方先是一愣,继而开怀大笑。
指路明灯张锡纯
锡纯指示门径
自学完中医教材后,我曾浏览(不是阅读)过不少中医书。有一天清晨,我在简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册,随手翻开,映入眼帘的是“石膏解”,才读完一段,便被吸引住了;洋洋万余言,目不转睛,一口气读完,直如醍醐灌顶,连声感叹:天下竟有如此精彩绝伦的医书!于是不分昼夜地阅读此书,第三册读完,又读第一册、第二册;每本读了三遍,边读边记笔记。
那段时间,我完全沉醉在张氏著作里,满脑子《医学衷中参西录》,言必称张锡纯,有时梦中也在读张氏之书。我还向同学们吹嘘说,自己能穿越时空隧道,“进入”张锡纯的思维。
深得“近代中医第一人”张锡纯的精粹之后,再转而学习其他中医书——包括文辞古奥、义理深邃的中医“四大经典”,便不再有多少拦路虎了。
许多年之后,有不少初学中医者垂询如何学习中医,我答曰:精通一家,熟悉几家,了解多家。
有幸“正式悬壶”
1969年~1971年在军垦农场锻炼期间,白天参加体力劳动并为农民看病;每遇疑难病证,必先回忆锡纯之书(不敢当场翻书,但病人走后必翻书对照),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至深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就是在军垦农场学习的。
1971年秋,我分配到乐山专区,恰逢夹江县华头山区一位成都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早就要求调走。我听说后,便向县组织部门“毛遂自荐”,请求改行当中医。
当时一位组织干事说:“你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你真会看病?”军代表倒很开通,说:“让他去试试嘛!试用一个月,当不下来再分配其他工作。”
就这样,我兴冲冲地赶赴离县城47公里的华头区——当时人称“夹江的甘、阿、凉”,即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自治州,条件比较艰苦。
次日,我便坐进华头区医院的中医诊断室,开始“正式悬壶”生涯,并广泛运用张锡纯治疗疑难病证的丰厚经验,迅速打开了局面。
如一媪,年近五旬,双下肢静脉曲张,疼痛益剧,跛行来诊。甫坐定,眼泪夺眶而出。自言跑过几家大医院,均不开药。
我从未治过此病,然观其症征,显系血瘀,便投“活络效灵丹”,重加祛瘀猛药。服6剂,疼痛大减;守服30余剂,疼痛消失,步履基本复常。
用“镇肝熄风汤”加减,救治一例中风偏瘫,病人迅速转危为安;用“振中汤”治愈顽固性腰痛;用“燮理汤”加鸦胆子治愈热痢下重;用“滋阴清燥汤”抢救小儿久泻伤脾阴;以及用张锡纯推荐的“加减当归补血汤”治愈崩漏重证……
我“正式悬壶”1月之后,县里果然派人前来考察,结果是:“意料之外的满意”。他们用最纯朴无华的语言当面表扬我时,法国著名微生物家巴斯德的名言迅速掠过我的脑际:“机会垂青于素有训练者。”(又译:“机会只对素有训练的人才有用处。”)
小荷才露尖尖角
文章频频见刊
我撰写学术文章起步较早——1973年秋,即正式行医2年之时。那时只知道一家中医刊物——《新中医》;连续投稿2篇,均幸中而及时发表。窃喜之余,难以“击鼓再进”。
乃因临床有限,而中医学是实践性特强的科学,若无临床功底,只能“纸上谈兵。”何况我是纸上谈兵亦觉难——读书甚少,藏书也少,而“书到用时方恨少”。
忽忆莎士比亚名句:“早结果的树一定早凋”,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苏东坡说写文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回味及此,便为自己的轻举妄动、“欺世盗名”而后悔。
于是沉潜下来,日诊夜记,广搜博采,择善而从,又得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的熏陶和启迪。五年之后,重新命笔,竟尔“思如泉涌”,写来轻松快捷,发表顺风顺水。
数年间,遍及二十余家中医药刊物。那时发表文章,不出审稿费和版面费,全凭质量取胜。记得1981年,我在《中医杂志》发表《张锡纯论治脾胃》之后,深受鼓舞和激励,又接连投稿几篇,均遭退稿。受“敝帚自珍”心态驱使,便写信去询问“为什么”。
该刊编辑部回复了一封公函,不特言辞优雅恳切系统脱敏法,而且书法一流,大意是说:该刊稿件采用率仅3%~5%;文稿被退,不一定质量不高;该刊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稿制度——初审、复审、集体讨论定取舍。我想,这大约是《中医杂志》上从未出现过“文字垃圾”的根本原因吧。
作为一个基层临床医生,我何以要不间断地撰写学术文章?为名利么?唐代诗人戌昱《感春》诗云:“名位未沾身欲老,诗书宁救眼前贫。”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即只读书,不思考,就会迷惘;只思考,不读书,就会懈怠。他不提写文章,他是“述而不作”,只讲不写,却有学生随时记录整理。倘若学生也效法孔子“述而不作”,会有流芳千古的《论语》么?所以我在年轻时就“狗尾续貂”,补了一句:“学、思而不作则憾”。
这种“憾”,有两层意思: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写文章也是“千秋之伟业”关颖珊,“不朽之盛事”,人生无缘此事,或有缘而放弃,无片言只语留世间,岂不遗憾?此其一;其二,读书是走别人的思想路线,写作才是走自己的思想路线,不写作,难以真正独立思考,难以“探骊得珠”。
也曾“一步登天”
1983年秋的一天,四川省中医研究所名老中医陆干甫先生偕同该所领导李凉小说全集,突然光临我供职的乡村医院,与我海阔天空地“闲聊”了2小时。不久,陆老来信,热情洋溢地邀我调到省中医研究所工作,“一展宏图”。
我也得悉,此缘于从未谋面的金家浚先生(《四川中医》主编)的鼎力推荐。遂欣然从命,于年底“借调”到省中医研究所文献研究室。在旁人看来,我真是“一步登天”了。
在省中医研究所,仍是看病、读书、写作,可谓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但不久便萌生陶渊明“归去来兮”之意。我乃“乐山乐水”之人,处在热闹喧嚣的大城市,感觉浑身不自在,写作缺乏灵感,而且“早生华发”。
该所曾几次要求我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包括调动家属),我均婉辞之,但又实在找不出“借口”,十分尴尬。
忽闻乐山拟开办“江尔逊高徒班”,要我回去协助,我才转忧为喜好运查理。江老亦接连三次赴蓉商讨,我才得以“名正言顺”地离开。
回想一年前,我坐省中医研究所派来的专车赴蓉,我院职工倾巢出动相送。经过眉山(苏东坡故里)时,我脑海里竟然浮现出李白奉诏赴长安时写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未免天真有余,成熟不足,犹带俗气。
返回时,仍坐那辆车,于晨光熹微之中,悄悄离蓉,无一人送行。我不感寂寞,唯想起蓉城诸位“恩公”对我的“知遇之恩”时,便深深歉疚!
在省中医研究所工作的一年间,我与文献研究室同道黄明安先生合作编著了一本中医工具书——《内难经荟释》,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四川电视台在介绍我省校点古医籍的成绩时,重点推介了此书,颇有溢美之词——如说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内经》、《难经》的整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云云。
师承之路
我师承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无人“指派”,未签“合同”,没有“任务”神甲奇兵,没有“承诺”,完全是自愿自觉,自然而然,自由自在,自得其乐。
继承整理江老学术经验
我初业医时,江老已是乐山地区家喻户晓的名老中医,他的崇高声誉不是新闻媒体宣传出来的,而是在数十年治病救人的临床生涯中逐渐积累和拓展开来的。
江老的师承导师是蜀中名医、经方大家陈鼎三。陈老博览群书,穷原竟委,记忆力惊人。据江老说,陈老不仅能全文背诵《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还能全文背诵最难背诵的《神农本草经》。
陈老学验宏富,以善治伤寒逆证、坏证著称;经常出诊,扶危救颠,故而无暇著述,唯有《医学探源》一书传世。江老则完整、准确地继承了陈鼎三学术经验,且发扬光大之。
江老当年“桃李满乐山”,跟随其学习,进修者一批又一批;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美江老医德高尚,学验俱丰,不同凡响,但就是无人动手继承整理其学术经验。
当时我在乡村医院工作,有一次回乐山休假,得知江老欲写一篇论文去出席成都市中医学术研讨会,因忙于诊务,无暇动笔,便唤起了我的“写作欲”。
江老定的题目是“试论《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关系”;江老讲述要点,其主旨是“寒温统一论”,即伤寒统温病。这恰恰是我坚决反对的。但我还是严格遵循江老的思路,硬着头皮写下去——自己批驳自己。后来,这篇论文引起了参会代表热烈的学术争鸣。我的“初试啼声”,江老颇为欣赏,特别欣赏我不仅尊重,而且“誓死捍卫”不同学术见解的“雅量”。
此后我便自愿充任江老的助手,孜孜不倦地学习继承和整理研究其学术经验,并开展广泛的临床验证,公开发表了数十篇学术文章。
继承整理江老的学术经验,其实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为什么呢?江老秉承陈鼎三遗训,每治一病,必是理—法—方—药完备而一以贯之,且特别彰显“方以法立,法出方随”。观其每疏一方,不唯理法彰然,而且以方统药,药在方中,绝不游离于方之外。换言之,每加减一味药,必有理法之依据。
从江老的大量治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方证对应”时避免了“有方无药”的机械性,在“辨证论治”时则避免了“有药无方”的随意性。把这样规范的临床经验整理出来,不是“举手之劳”么?
至于理论探讨性的学术文章,撰写也不难。因江老口才颇佳,一谈到中医学术问题,更是口若悬河,且“天机迅发,妙识玄通”,引经据典,准古酌今,频添新意。我据此走笔成章,有何难哉!
协助创办“江尔逊高徒班”
1985年1月,我怀着新的使命感,来到乐山市人民医院。在这里,我协助江老创办了“江尔逊高徒班”。我在高徒班的身份颇特殊——既是“高徒”,参加学习;又是助手,负责高徒班的行政事务,并参与教学。
草拟教学计划
我遵照江老的意旨,经过深思熟虑,草拟了高徒班的教学计划:
高徒班的教学内容是:以仲景学说为主,上溯《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下及后世诸家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博采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之长,务期融会贯通,并娴熟地运用于临床。
教学方法是:临床跟师门诊和会诊,随时随地,点点滴滴地记录导师的临证经验,并独立地进行验证;在验证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含英咀华,分类归纳,系统整理。
理论上以自学为主,在自学的基础上集体讨论,重大或疑难问题由导师答疑。针对学员知识结构的薄弱环节进行补课和辅导。
学风方面,要求学员读书与临证相结合,理解与背诵不偏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学习和思考,大胆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坚持“教学相长”与“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大力活跃学术空气,鼓励开拓与创新精神。
南齐褚澄《褚氏遗书》说学医者应当“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和“屡用达药”;清代王孟英则“不作两脚书橱”。而高徒班的教学计划,可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矣。
其中的一段话——“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学习和思考”;“大胆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其出处是毛泽东关于大学教学改革的“春节指示”(1964年),当年我听了传达汤果果,那段话便深深地嵌进了我的大脑。
主持写作教学
我主持写作教学,从未“虚晃一枪”,或放“空炮”,而是“亲临战场”,“真枪实弹”,——当着学员的面,“手把手”地反复修改其继承整理文章,直到实在改不下去了,才鼓励其投稿。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乎全部命中。三年期满,四位学员公开发表继承整理学术文章五十余篇。须知在进高徒班之前,他们从未发表过文章。而当年的高材生,由于掌握了“渔技”,后来成了中医文章高手。至于讲课,记忆犹新的有两次:
一次是讲写文章要讲求“辩证逻辑”,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举现代著名作家王蒙的一篇论文为例:王蒙论文的主题是说作家应当学者化,但却从反面提出问题——不少著名作家不是学者。反说正说,跌宕起伏,层层推进;相反相成,珠联璧合,步步深入。古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先贤后贤,其揆如一。
另一次讲写文章要繁简得当,提倡“长话短说,无话则不说”,防止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并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为例,推崇其写作风格——简洁明快,犹如“电报体”。
此外,还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考试”。因学员们初学写作,普遍存在自卑心理,唯恐质量差,寄出去贻笑大方。于是选了一篇名气很大的中医药刊物的“编辑部文章”作为试题,答题要求:“本文不足一千字,但语法、标点明显错误达二十余处,请一一标出,并予以纠正。”
通过这次考试和讲评,学员们眼界大开,自卑感一扫而空。
结 束 语
宋代大诗人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拙意学医何独不然哉!我未能从事大学所学的专业——政治经济学,但该专业的主要课程(特别是《资本论》)使我具备了基本的人文、哲学和科学素养,而这正是开启中医伟大宝库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使我在“登堂入室”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对中医学进行全方位的“俯视”和“审美”,故而较为客观、清醒,还有欣赏,甚至陶醉。
明人洪应明说:“雨余观山色,景象便觉新妍;夜静听钟声,音响尤为清越”。我在崎岖不平的中医山路上攀登不已,却不容易感到疲倦,不容易产生“职业性厌烦”,就是由于沿途景象新妍,音响清越。
诚如是,则“回首向来萧瑟处”,就不仅无怨无悔,实话实说——还平添了几分“幸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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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医书友会,作者/余国俊,编辑/山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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